【文章推介】刘昌玉︱古叙利亚埃卜拉城的考古发掘与埃卜拉学研究

Original 刘昌玉等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05-07

点击上方 “蓝字” 关注我们

古叙利亚埃卜拉城的考古发掘与

埃卜拉学研究

第一作者简介

刘昌玉，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从事世界古代史与亚述学教学与研究。

原文刊登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79—88页。

摘要

埃卜拉是叙利亚最古老的文明，也是公元前三千纪两河流域同东地中海世界沟通的重要中转站和贸易枢纽。20世纪60年代至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前，以意大利人为主的考古队在埃卜拉古城持续开展了47年的发掘工作，出土了包括埃卜拉卫城在内的许多城市和大型宫殿遗址，以及在G王宫出土了上万余块楔形文字泥板文书，揭开了埃卜拉学研究的序幕。通过梳理与分析这些泥板文献的数量、类别和内容，关于埃卜拉语言文字、社会结构、外交关系、长途贸易等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近年来，研究方法的进步和新证据的不断出现，不仅为埃卜拉学的发展拓宽了新的空间，也为古代叙利亚文明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关键词

叙利亚; 埃卜拉学; 楔形文字; 考古发掘

1964年,意大利考古队在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马尔迪赫发掘出埃卜拉城遗址,出土了大量楔形文字泥板文书,由此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埃卜拉学(Eblaitology)。埃卜拉学是亚述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古叙利亚埃卜拉文明(约前3000—前1600)的发展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现阶段大部分研究资料是出土自埃卜拉城的苏美尔语和埃卜拉语楔形文字泥板文献。埃卜拉文献大多涉及经济、行政、外交、文学等内容,是研究公元前三千纪叙利亚社会发展状况以及中东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始资料。半个多世纪以来,意大利一直是国际埃卜拉学的研究中心。由于古代语言文字的障碍及原始材料的缺乏,国内的埃卜拉学研究尚未起步。作为两河流域同东地中海世界之间沟通的交通枢纽,埃卜拉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古代长途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埃卜拉——马尔迪赫的

考古发掘

埃卜拉(Ebla,楔形文字:eb-laki)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马尔迪赫(Tell Mardikh,东经36.798°、北纬35.798°,阿勒颇市西南大约55公里),面积约6公顷。在考古发掘之前,该遗址曾经多次被盗挖。埃卜拉文明处于古代近东的青铜时代早期,其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埃卜拉第一王国(约前3000—前2300,对应于两河流域的古苏美尔时期)、埃卜拉第二王国(约前2300—前2000,对应于两河流域的新苏美尔时期)和埃卜拉第三王国(约前2000—前1600,对应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时期)。在大约公元前1600年,第三王国被赫梯国王穆尔西里一世（Mursili I)灭亡。后来,埃卜拉地区陆续仍有一些居民区,但是再也没有产生一个有实力的政权。公元7世纪,随着中东地区阿拉伯——伊斯兰势力的席卷,埃卜拉城最终被废弃。

埃卜拉城由一个中心高耸的卫城(Acropolis)和一个下城(Lower Town，HH区)组成(见图1，81页）,城内生活有1万余居民。在第一王国时期,埃卜拉城占地56公顷,分为四个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城门和要塞。卫城包括G王宫(Royal Palace G，G区)和红庙(Red Temple，D区供奉王室的守护神库拉)。G王宫主要分为三个区域:卫城中南部的中心区(Central Complex)、西角的行政区(Administrative Quarter)和南部地基上的南区(Southern Quarter)。中心区是主要的区域,由若干个住宅区、一个防卫区和一个贮藏区组成;行政区靠近会堂大厅(Audience Hall),分为若干个房间,用于储藏泥板档案和贵重物品以及接见外国使节;南区很可能是办公场所和举办祭祀活动场所。下城包括石庙(Temple of the Rock,HH区亦供奉库拉神)。在第二王国时期,卫城的红庙废墟上新建有D庙(D区),下城新建有古王宫(Archaic Palace，HH区)。在第三王国时期,埃卜拉城面积达到60公顷,由加固的城墙和双重城门保护。卫城建有防御工事,与下城隔开。在卫城上新建了E王宫(Royal Palace E，E区),在红庙和D庙废墟上新建了伊什塔尔神庙(D区)。下城也分为四个区域,在古王宫废墟上新建了中王宫(Intermediate Palace，HH区),在下城北部另建了一座伊什塔尔神庙(Temple of Ishtar，HH区),在石庙废墟上新建了哈达德神庙(Temple of Hadad，HH区)。

据两河流域的文献记载,阿卡德的国王萨尔贡（Sargon)和纳拉姆辛(Naram-Sin)都曾经征服过埃卜拉。虽然在两河流域出土的泥板中有关于埃卜拉的相关记载，但是学者们一开始并不清楚埃卜拉的具体地理位置。1904—1905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探险队曾经游历过马尔迪赫,但并未对其进行任何勘探与发掘。1926年,美国学者奥尔布赖特(W F. Albright)从耶路撒冷到巴格达途经比亚(Tell Bia),将其错认为埃卜拉(实际上是古代的图图尔城(Tuttul))。1932—1939年,丹麦学者英戈霍尔特(H. Ingholt)在去往叙利亚另一遗址哈那(Hana)的途中,经过马尔迪赫遗址。1955年,德国学者莫特加特(A. Moortgat)和赫劳达(B. Hrouda)在对库埃拉(Tell Khuera)的考古绘图中,首次标注了马尔迪赫的位置。虽然上述学者或多或少涉及埃卜拉,但是均未对其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

1964年,意大利罗马大学的马提亚(P. Matthiae)主持的考古队正式对埃卜拉—马尔迪赫遗址进行第一次考古发掘,主要对卫城西部的D区、西南部的B区和C区、城门所在的A区进行探测,从此开启了意大利学者在叙利亚这一遗址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发掘和研究工作。1968年,在卫城的西南部发掘出一尊玄武岩半身人物雕像,雕像的躯干部分刻有“埃卜拉国王伊比特里姆(Ibbit-Lim)”的楔形文字铭文,在年代上位于约公元前2000年，由于该铭文的发现，学者们正式将马尔迪赫遗址认定为古代的埃卜拉城。

在埃卜拉考古发掘的第一个十年(1964—1973年),主要发掘出公元前二千纪初的遗址有:位于城中D区的伊什塔尔神庙、下城西南部B区的拉沙普神庙(Temple of Rashap)以及A区的大马士革城门(Damascus Gate)。发掘出的青铜时代中期I和II分期(公元前2000—前1600年)的遗址有:位于下城北部N区的沙马什神庙(Temple of Shamash)、王室祖殿(Sanctuary of Royal Ancestors)、E王宫以及城墙东南部M区的堡垒。在埃卜拉发掘的第二个十年(1974—1983年),主要发掘的是公元前2400—前2300年的遗址。1974年,著名的G王宫被发掘,出土了由黑色石头和黄金制成的雕像。1975年,埃卜拉王宫档案馆被发掘,出土了由楔形文字泥板与残片构成了埃卜拉的王室档案(Royal Archives,约前2400—前2350)。通过对埃卜拉王室档案的整理与研究,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埃卜拉学。

在埃卜拉发掘的第三个十年(1984—1993年),继续围绕G区进行考古发掘，以及对下城(HH区)诸遗址的发掘,比如北王宫(Northern Palace)、伊什塔尔圣区(Sacred Area of Ishtar)、祭祀台(Cultic Terrace)以及卫城的王室坟墓。在埃卜拉发掘的第四个十年(1994—2003年),主要发掘的是防御要塞,如位于V区的西部要塞(Western Fort)、AA区的北部要塞(Northern Fort)、BB区的幼发拉底城门(Euphrates Gate)、DD区的阿勒颇城门(Aleppo Gate)以及Z区的居住区。2004—2010年,继续发掘下城的G王宫遗址,此外还发掘了位于FF区的南王宫(Southern Palace)、HH区的石庙、卫城D区的红庙以及E区的王室城堡(Royal Citadel)。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埃卜拉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被迫停止。在叙利亚内战期间,埃卜拉遗址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直到2020年2月5日才被叙利亚政府军收复。在半个多世纪的埃卜拉考古发掘中,数以万计的楔形文字泥板文书被发掘出土,以意大利学者为主的国际埃卜拉学者长年累月对这些古代文献材料进行释读、整理与研究,力图复原已经被世人遗忘数千年之久的古叙利亚埃卜拉文明。

埃卜拉文献的

主要来源与类型

埃卜拉出土的文献材料绝大多数来源于埃卜拉城的G王宫遗址。在该遗址被发掘之前,关于埃卜拉的记载主要来自于两河流域出土的楔形文字文献,如阿卡德王室铭文和乌尔第三王朝经济文献,但这些文献所记载的埃卜拉相关信息十分有限。1974—1975年,意大利考古队在G王宫遗址发掘出了埃卜拉档案馆(或译为图书馆)。

G王宫一共出土了大约17 000块泥板和残片,主要记载的是伊格利斯哈拉姆(Igrish-Halam)、里卡布达姆(Rikab-Damu)和伊沙尔达蒙(Ishar-Damun)三位国王统治时期,其中大约80％的文献用苏美尔语词符和音节符写成,其他的文献用埃卜拉语或苏美尔语及埃卜拉语双语写成。这些泥板及碎片目前主要藏于叙利亚阿勒颇（Aleppo)和大马士革的博物馆。考古学家对G王宫档案馆的这些文献档案及其发现处(档案室或区域)以字母和编号形式进行命名,主要包括以下8种档案(见图2，83页）:①A档案,于1974年在卫城西部会堂大厅以北的储存室(L. 2586)被发掘,出土32块经济泥板以及一块学校练习泥板；②B档案,于1975年在会堂大厅东北角的房间(L. 2712)被发掘,出土211块经济泥板与约900块碎片,其中大多记载的是为王室成员供给粮食、植物油和啤酒麦芽等内容；③C档案,于1975—1976年在会堂大厅东部的一个房间(L. 2769)被发掘,出土1 757块泥板、4 875块残片以及数千块小碎片(共约14 750块),是G王宫的主要档案；④D档案,于1976年在会堂大厅的东廊(L. 2875)被发掘,出土大约100块经济泥板以及30块书信泥板；⑤E档案,于1975—1976年在通往王宫的阶梯附近一个房间(L. 2764)被发掘,出土215块经济泥板残片和960块小碎片,记载了每年的粮食生产情况,另有17块泥板记录的是贵金属和牲畜的入账清单；⑥F档案,是在距离C档案15米处被发掘,出土22块泥板；⑦G档案,在行政区南部的两个房间(L. 2982和L. 2984)被发掘,出土5块泥板；⑧H档案,2004年在王座间(L. 2866)被发掘,出土13块泥板。这些文献档案已经陆续由学者释读出版,并且为此建立了电子资源数据库。

埃卜拉泥板主要的形状是圆形、长方形和近似正方形。圆形泥板只记载经济内容,方形泥板用于所有类型的文献记载。在尺寸方面,埃卜拉泥板大小不一,小的泥板只有2厘米长,大的泥板长20厘米、宽40厘米,一般的尺寸为长18厘米、宽18厘米。铭文分布在泥板的正、反两面,每一面各分成三栏,每栏有五行铭文,所以一块泥板两面的铭文总长度可达300行。

在记载的内容方面,这些泥板文献主要包括三大类:经济行政文献、外交文献和学术文献。第一类经济行政文献数量最多,约占埃卜拉档案的80％,涉及农牧业(田地、牧场、果园)、工业(纺织品、金属、矿产)、商品贸易、劳动力、工资与配给,以及宗教仪式(食物奉献给神)。第二类文献是外交文献,包括外交信件、外交条约和外交联姻记录。其中,外交信件多为外国统治者或高级官员写给埃卜拉国王和埃卜拉王国官员的信件,外交条约是埃卜拉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第三类埃卜拉文献包括法律文献、书信(私人和官方)、咒语和宗教祭文、赞美诗、谚语、词表和学校教育文献。其中,词表包括苏美尔语单语词表、埃卜拉语单语词表、苏美尔语—埃卜拉语双语对照词表、专有词词表(如职业、动物、鱼类、鸟类、人名、地名)、苏美尔语附加埃卜拉语注释词表、音节表和词符表、学校练习词表以及数学词表。埃卜拉文献档案是埃卜拉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半个世纪以来,以意大利学者为主的世界各国学者对这些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释读与翻译,为进一步研究埃卜拉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关键的第一手材料。

埃卜拉学研究的历史、

现状与发展趋势

埃卜拉学研究与埃卜拉遗址的考古发掘密不可分。1964年,意大利罗马大学的考古学家马提亚对埃卜拉—马尔迪赫遗址的考古发掘,开启了国际埃卜拉学研究的序幕。从事埃卜拉考古发掘与埃卜拉学研究的大都是意大利人,尤其是以罗马大学为主的一代代学者,主要包括阿尔基(A. Archi)、比加(M. G. Biga)、马提亚、利韦拉尼(M. Liverani)、佩蒂纳托(G. Pettinato)、皮诺克(F. Pinnock),此外还有佛罗伦萨大学的弗龙扎罗利(P. Fronzaroli)、威尼斯大学的米拉诺(L. Milano)、那不勒斯大学的曼德(P. Mander)等。如同法国之于叙利亚的玛里(Mari)遗址、德国之于伊拉克的乌鲁克(Uruk)遗址、美国之于伊拉克的尼普尔(Nippur)遗址,意大利在埃卜拉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方面也具有绝对优势和国际话语权。正因为如此,国际埃卜拉学研究的成果大多数是用意大利语写成。换句话说,学习掌握意大利语是从事埃卜拉学研究的基本语言要求。虽然埃卜拉学研究的中心位于意大利,但是其他国家的学者也陆续加入到埃卜拉学研究中,比如法国学者帕斯夸利(J. Pasquali)和德国学者韦措尔特(H. Waetzoldt,他同时也是苏美尔学家)等,他们不断推动这门学科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目前而言,国际埃卜拉学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和特点：

一是汇编文献资料,建立文献资料数据库,对文献档案进行数字化管理。整理与汇编埃卜拉遗址发掘出土的楔形文字泥板文献,是埃卜拉学研究的基础。埃卜拉文献主要用苏美尔语和埃卜拉语记录,此外还有少量阿卡德语和胡里特语文献。其中,埃卜拉语的成功破译为埃卜拉文献的整理与汇编提供了前提条件。在语言学上,埃卜拉语属于闪含语系的闪米特语族。对其再细分存在争议,佩蒂纳托和达胡德(M. Dahood)认为埃卜拉语属于西闪米特语支,而格尔布(I. J. Gelb)认为埃卜拉语属于东闪米特语支,接近于阿卡德语，后者的观点目前得到学术界公认。迄今为止,埃卜拉文献主要被汇编入两套系列丛书中：一套是1979年在那不勒斯大学开始汇编的“埃卜拉铭文材料”丛书(Epigraphic Materials of Ebla,简称MEE),另一套丛书是1981年在罗马大学开始汇编的“埃卜拉王室档案——文献集”(Royal Archives of Ebla-Texts,简称ARET)。前一个系列(MEE)实际上只出版了四卷(第1—4卷),于2001年停办,还有5卷(第5、7、1、12、15卷)作为罗马大学的另一个系列“苏美尔语词汇材料”(Materiali peril Vocabolario Sumerico,简称MVS)出版。而ARET系列从1981年至2003年共出版了10卷(第1—5、7—9、11、13卷)。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威尼斯大学的米拉诺主持的“埃卜拉数字档案”项目(Ebla Digital Archives,简称EbDA),建立了埃卜拉文献的在线数据库,便于世界各地学者对其进行搜索与研究。此外,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英格朗(R. K. Englund)主持的“楔形文字数字图书馆”项目(Cuneiform Digital Library Initiative, 简称CDLI),是目前世界上最齐全的楔形文字文献数据库,其中也包括了埃卜拉楔形文字文献。

二是编纂埃卜拉学研究的专业丛书、期刊和纪念文集以及编纂埃卜拉学研究成果目录等工具书,召开埃卜拉学国际学术会议,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首先,埃卜拉学研究的专业丛书和专业期刊的创办,使埃卜拉学从亚述学中脱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1987—2002年,戈登(C. Gordon)等人主编了四卷本的埃卜拉学丛书(Eblaitica)，汇集了当时国际埃卜拉学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1988年开始,罗马大学汇编的“埃卜拉王室档案——研究论文集”(Royal Archives of Ebla-Studies,简称ARES)系列丛书,作为ARET丛书的姊妹篇,汇集了埃卜拉学国际会议的论文集以及埃卜拉学的专题研究成果。除罗马大学之外,其他的意大利研究机构也出版了相关的埃卜拉研究系列丛书。如1988—1997年佛罗伦萨大学弗龙扎罗利（P.Fionzaroli)主编的“闪米特语杂志”(Quaderni di Semitistica,简称QdS)系列丛书。其次,学者们汇编了埃卜拉学研究的国际会议论文集以及学术专题论文集。1987年,卡格尼(L. Cagni)主编了1985年在那不勒斯大学举办的国际埃卜拉学会议论文集。1988年,豪普特曼(H. Hauptmann)和韦措尔特主编了在海德堡大学举办的埃卜拉经济与社会学术会议论文集。1995年,马提亚等主编了主题为埃卜拉城市文明起源的论文集。1996年,维加诺(L. Vigano)主编了关于埃卜拉档案研究的论文集。2013年,马提亚等主编了以古代近东早期国家形态为主题的论文集。再次,为了纪念亚述学家或埃卜拉学家,学界推出了一系列个人纪念论文集,其中大多数论及埃卜拉学研究成果。比如，2003年出版的弗龙扎罗利纪念文集、2004年出版的佩蒂纳托纪念文集、2016年出版的米拉诺纪念文集等。与论文集相比,专业期刊的创办为埃卜拉学研究提供了及时便利与定期持续的交流途径。如1979年罗马大学创办的埃卜拉学专业期刊《埃卜拉研究》(Studi Eblaiti,简称SEb)。此外,综合性期刊也经常刊发埃卜拉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尤以意大利创办的期刊显著,如罗马创办的《古代东方》(Oriens Antiquus)、《东方学》(Orientalia)、《近东》(Vicino Oriente)和《东方学研究杂志》(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以及在维罗纳创办的《古代近东铭文学和语言学研究》(Studi Epigrafici e Linguistici sul Vicino Oriente antico)等期刊。在国际交流方面,除了每年召开的国际亚述学大会(RAI)以外,埃卜拉学者还不定期地举办以埃卜拉学与以古代近东考古为主题的国际会议。最后,学者们致力于搜集、整理与汇编埃卜拉学研究成果的目录，对埃卜拉学研究进行学术史梳理,为埃卜拉学的持续研究与学术传承提供了重要载体。

三是对埃卜拉学研究的不同领域进行专题研究,涉及埃卜拉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和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具体包括外交条约、外交婚姻、贸易、王权、战争、女性、法律、神庙、农业、饮食、纺织业、冶金业等专题。首先,《埃卜拉——阿巴尔萨条约》这份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国际条约,多次被学者解读与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引起高度重视。1976年,佩蒂纳蒂最早对该条约文献进行了编目,但未作释译。1980年,索尔贝格尔(E. Sollberger)对该条约进行了释读与研究,并附有英译本,不过他将地名“阿巴尔萨”错误释译为亚述的城邦“阿淑尔”(Ashur)。犯同样错误的还有基纳斯特(B. Kienast)。1981年,皮基奥尼(S. Picchioni)分析了该条约的内容与结构,但没有翻译。1992年,埃查德(D. Edzard)重新编辑了该条约,附有德文译本,正确译出了“阿巴尔萨”的读音,该译名被后来的学者们所接受。2003年,弗龙扎罗利在大型丛书《埃卜拉档案》第13卷中编辑了该条约内容,并且附有意大利文译本与注释。2009年,比加再次编辑了该条约文献,并且附有英文译本。2017年,赫德尔斯顿(N. Huddleston)从“条约传统”着手,系统研究了该条约的内容、类型、结构、用语以及埃卜拉文明的条约传统,并附英文译本，是对该条约的最新研究成果。其次,关于埃卜拉外交婚姻的研究。比加对埃卜拉与纳加尔(Nagar)和杜鲁(Dulu)等国的外交婚姻进行了深入研究。托涅蒂(M. Tonietti)和博内基(M. Bonechi)则重点探讨了埃卜拉的婚姻仪式。埃卜拉女性研究与婚姻研究密不可分,学者们也对埃卜拉妇女的社会地位进行了专题研究。复次,埃卜拉作为东地中海贸易的重要枢纽,对外贸易成为埃卜拉外交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研究埃卜拉贸易的是佩蒂纳托,他在1979年初步探讨了埃卜拉的对外贸易。而有关埃卜拉贸易研究的最主要的学者是皮诺克,他在1984年对埃卜拉贸易进行了初步探索。1990年,他重点讨论了埃卜拉贸易的类型,为埃卜拉贸易研究提供了范本。2006年,他从埃卜拉与乌尔的关系入手,深入研究了两河流域同叙利亚地区之间的国际贸易。最后,出土的档案文献证据表明,纺织业是埃卜拉国家的主要经济支柱,对其研究成为了解埃卜拉经济的重要途径。20世纪,学者们的主要工作是整理与纺织品相关的埃卜拉文献,讨论涉及纺织品的埃卜拉术语以及对埃卜拉纺织业进行初步的专题研究。21世纪以来,学者们对埃卜拉纺织业的研究趋于细致化,比如2007年佩罗内尔(L. Peyronel)研究了埃卜拉纺织业中的锭盘和锭重。2009年,扎拉伯格(W. Sallaberger)从羊毛配给入手,探索了埃卜拉纺织品的社会功能。2010年,比加致力于彩色纺织品的微观研究。2014年,佩罗内尔从考古证据入手,对埃卜拉的羊毛量器和纺织工具进行了具体研究。

四是多维度与跨学科的埃卜拉学研究,并且将埃卜拉学研究和埃卜拉文明纳入古代近东文明的宏观研究中，使之成为世界古代史教学与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在1964年埃卜拉遗址发掘以前,有关古代近东文明和世界古代史的著作中并没有埃卜拉文明这一章节,但是在此之后的诸多著作中都加入了埃卜拉文明的相关章节,使其成为世界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大量埃卜拉文献用苏美尔语写成,加之埃卜拉时期与苏美尔时期在时间上交叉重合, 所以不少苏美尔学者也做了大量埃卜拉学研究工作, 如德国的埃查德、美国的施泰因凯勒(P. Steinkeller)和欧文(D. Owen)等人。埃卜拉语在语言学上属于闪米特语族, 与阿卡德语是近亲, 所以也有一些研究阿卡德语的亚述学者对埃卜拉语进行比较研究。学者们不单单依赖于埃卜拉文献, 而且还结合其他文献材料，例如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文献、古埃及文献以及圣经文献, 从埃卜拉外围入手透视埃卜拉, 成为埃卜拉学研究的新风向标。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国际交流不断加强,以及我国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等相关学科的持续发展,埃卜拉学这一国内空白亟待新一代年轻学人来填补。通过培养埃卜拉学专业人才,加强国际间学术交流与合作,将埃卜拉学纳入到国内世界古代史、叙利亚通史的教学与研究中。埃卜拉文明作为迄今已知的叙利亚最古老的文明,是人类早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早期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古代叙利亚地处文明交往的“十字路口”,运用“文明交往”理论，通过跨学科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古代文明的多元共生特点。